現實之殤，理想之王

 

   30萬年前，當古人開始把獵物當作戰利品以饗氏族時，榮譽便伴隨地位，成為事業成功的代名詞，根深蒂固的串通在各國發展史中，而信念，就是這個榮譽到來之前的借口。

在中國，過猶不及。地大物博給了它最舒服的溫床，有識之士，仁人志士，忍辱負重，莘莘學子，寒門數十載，終于一朝成名天下知，帝王、將相、百姓，無不隨著歷史的車輪，上下翻滾。一個信念，可以讓王懷抱天下；一個信念，也可以讓最卑賤的人滅了王。《君主論》讓王明白理想國，《四書五經》讓百姓有了成為將相的機會，信念作為通向理想堅強不屈的動力，是無數人改變現實、改造命運的基石。

于是，當窮困潦倒變成榮華富貴，當衣衫襤褸變成錦衣玉食，當舉步維艱變作揮斥方遒，站在金字塔尖的人們，開始迷惑了，人生到底從何而來，又要到哪里去？我是誰？當鮮血不斷沖蝕阿育王的眼球，他不再有快感，而是陷入徹底的虛無；濟公作為李家公子，躺在衣食無憂的聚寶盆里，開始猶豫了……這些都是記錄在案的例子，更多的人，內心的波瀾被外表所掩蓋，可以遙想，即便是一代治國明君，在萬人敬仰的朝拜聲結束后，他轉身背對空闊的大殿，是否有難以飛出囚籠的無力。

 世俗的成功，不是我的成功；眾人的信仰，不是我的信仰。

于是，舒夷、伯齊上了首陽山，竹林七賢開始裝瘋賣傻，撫琴作詩不夠，唐伯虎要點秋香，還要求一份恍若隔世的溫存。可以說，在古代婚姻制度籠罩下，夫妻雙方，基本上不存在愛情，梁祝的悲劇自不用提，就連耳熟能詳的《白蛇傳》，白娘子和許仙都沒有愛情，白蛇為報恩之后功德圓滿，自愿給窮小子當老婆，許仙撿了個超級大美女。白娘子醫術比他高，德行遠揚，日久天長，嚴重挫傷了許仙的自尊心，就請法海來收服她。《西廂記》看上張生的不是大小姐，而是丫鬟，小姐是被動的，是紅娘一步步把兩人推向了婚姻的殿堂，從而使自己有個好歸宿。

即使這樣，在婚姻的紙枷鎖和故紙堆里，依然昂首闊步的挺進著一群異人，平行于男權世界，又風姿綽約、卓然獨立：深得曹操敬重的蔡文姬，慧眼識英雄的紅拂，“沖關一怒為紅顏”的始作俑者陳圓圓……她們平靜了躁氣，留下了傳世之作，間接或直接了改寫了英雄史。這批特殊的女性，不再作為婚姻制度的衍生品，而是如一道道清流，蜿蜒在潮流之后，在萬人一擁而入、赴湯蹈火的擠進圍城時，她們選擇了逆流而上，不經意的回首，卻被厚重的記下了一筆。這恰好符合了中國文人的心態，中國的文人打心底里是求“清”的，他們從早晨打開簾子走出去，是八面玲瓏的官場，黃昏掀開簾子走進來，是循規蹈矩的婚姻，出去、在家，一睜眼、一閉眼，人生就這么過了——多么陳詞濫調、蒼白無力、千篇一律的爛故事。功成名就又如何，福祿壽喜不如一碗粗茶來的環保養心實在，來的毫無糾結，來的能扛得住。而才情之女，更是可遇不可求。

只能說，中國的文人太有靈性，對約定俗成的信念產生了一種溫弱的反抗，我們對生活是接受的態度，日常生活就是大自然，無法質疑，人有興致所至之時。可以無前約，無后續，高潮不高，低潮不低，但有悲喜。才情之女作為時代的先進女性，滿足了文人們的各種理想的間接實現。就像林黛玉和薛寶釵，對曹雪芹創作而言，是有完全不同的定位的，她們倆個除了普遍認為的一冷一熱，一虛一實之外，還滿足了西方弗洛伊德的“性學三論”，黛玉是寶玉的“自我”，寶釵是“本我”，還有個“超我”呢？這第三個便是《紅》里一個更要命的女人——秦可卿。她，一出場便香消玉殞。秦可卿就是這個“超我”，賈寶玉是同時喜歡三個女子的。其實在《紅》里，秦可卿不僅是被寶玉“暗戀”，她更是府內府外，大小王爺的“夢中情人”，一個葬禮，多大排場，多少人相送，就可見一斑了，說她要命，也在于此。黛玉和寶釵，是其一面，不抵其一。天天相見，耳鬢廝磨的，不如伊人在水一方，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“超我”是碰不得的，是“意淫”，是靈感的繆斯，是滿足文學和藝術前進的最終幻想。于是，一大批古今中外的故事變得明白了，明白了為什么戰爭和智慧女神雅典娜在《荷馬史詩》中沒有戀人，明白了為什么維多利亞終身未嫁，明白了克里奧帕特拉獨特的捍衛埃及的方式，以及盧舍那大佛為什么得以在龍門山上，微笑千年……

今天，當昔日揮灑的毛筆變作頻頻點擊的鼠標，中國文人也進入了全球化行列，于是東西方有了通病。

成功的標志可以是一部大片在全球狂攬幾十億，也可以是一年級學生代表的全校演講，個體的感受正在被他人，被媒體“代表”著，在一切信息都可以信手得知的網絡時代，在地球太空大挪移的“奇門遁甲”時代，個體理想的解放，是擁有的更多，還是比古人更加缺乏？

    在這個吃飯基本靠“買”，戀愛基本靠“挑”，親情基本靠“煲”的年代，我們的身心變得更脆弱，甚至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希望，被一種精神先導或第三只眼所包裹，可以讓我們對自己、別人和世界的不完美付之一笑。

一方面我們神經官能癥般的存在著，一方面我們企圖撕掉現實的外衣，重重包裹住自己的世界。

首先，“文人”開始審視身邊的女性，企圖尋找令祖輩們癡迷的才情，卻失望了，富有溫情的DNA，開始被“女強人”代替，開始和男人一樣追逐，打天下、爭世界。這樣未必是壞事，可是女阿凡達們占領“南天一柱”的時候，別忘了自己的優勢，原本的詩情畫意，不要變成討價還價，不要生生“活像死魚眼珠了”。其次，基于此，閃亮的美女明星，炫目的電影，娛樂的草根化，各式各樣的搞笑、爆笑、惡搞橋段成為騷動麻木神經的抓撓，也順勢成為了無數的商業賣點。這真的是生徒諸君的福音嗎？

全心全意的才情之人——純粹之才，純真之人，在市場出現了缺失，同時，這種缺失，成為“文人”心中永遠的情感固著，在生活的縫隙間，魑魅般存在。

傷痛之余，憂心之余，疑惑之余，國人不妨把眼光搖向我們的東方，當中國正以資本原始積累為榮，如火如荼的向前猛撞時，日本卻在不緊不慢不驕不躁的變為平和的老者；當北京城墻下消失了雜耍藝人的影子，京都卻還依舊保持著那份低頭的嬌羞。大和撫子的低眉一笑，瞬間撫平了游人的悲情，涼風碧柳之間，藏不住的欲拒還迎。也許，正是這樣的情懷，在宮崎駿的一部部動畫中被念想著，在村上的小說里流動著，它源于平靜祥和的理想，源于對純真感情的關照，對往事的追憶，那種如檸檬般青澀酸甜的初戀味道，如一道道明麗素潔的女神之光，正是解開情感固著的所在。此時的感情，已不是愛情，而是包含人生全部的況味。

81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著重說過這樣一段臺詞：“人和人之間的差別，不在于貧與富或是善與惡，因為人和人之間最大的不同在于——是否有過愛，與被愛。

至此，放眼中國，談因愛而改變人生，有兩條路可走。一是做宏觀調控；一是做社會的齒輪，去改變轉速。第二條路，對個人，對企業，是可行的。終于，靈境出場，眾妙之門也。